基尔曼斯埃格的车，她皱了皱眉，他怎么还没走？不是一早说要去开晨会？

她张了张嘴想喊他，又迟疑地闭上，万一他还在车里和司机谈事呢？万一他在车上睡着了呢？她拢了拢晨袍，转身回到卧室。

梳妆镜前，女人随手理了理金发，哼着昨晚收音机里放的《真红玫瑰》，拎起垃圾袋推门出去。

走廊里昏昏暗暗，她打了个哈欠，白雾在冷空气中散开，余光忽然瞥见墙角蜷着一团黑影，像被丢弃的旧大衣。

走近的瞬间，一只青紫色的手猝然闯入视线。

歌声戛然而止，紧接着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划破了整条巷子，那声音一路窜到报刊亭门口，铲煤渣的老头手一抖，煤铲哐当掉在地上。

一扇扇窗户接连推开，睡眼惺忪的居民探出头来：“大清早吵什么！”“让不让人睡觉了！”“妈的，哪个疯子…”

但尖叫声仍在继续，一声高过一声，像要撕裂喉咙。

陆续有人下楼，穿着睡衣，披着大衣，纷纷跑到街上，冲到楼梯间。没过多久，他们看见了车，尸体和血，有人晕倒在当场。

尖叫声更多了，整条街惊醒了。

半个小时后巡逻队的人赶到时，巷口已经围了一圈人，楼上窗户后也挤满了脸，送奶工忘了拉手刹，牛奶车顺着斜坡滑行，撞上路缘石发出巨响。

执勤队长双手插兜站在一旁。

墙角蜷缩的中年男人双眼圆睁，嘴唇微微张着，太阳穴上那个圆形弹孔边缘整洁，没有火药灼烧的痕迹，典型的接触射击。

他在这片区处理过不少案子，上周有个面包店老板娘，拿擀面杖把她丈夫脑袋敲开了花，前天有个逃兵，在共和广场抢了老太太的手提包被当场逮住。

但保安局大队长死在情妇家门口，这种事还是头一遭。

死者左手紧握瓦尔特手枪，右手攥着张皱巴巴的纸。队长小心地抽出那张纸。

“自白书”这个词赫然在目。下面密密麻麻列着纽伦堡没收的黄金数量，从犹太人那里收受的贿赂，以及秘密转移至瑞士的存款，连账户尾号四位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
典型的畏罪遗书，有罪之人把所有账目算清楚后，选择饮弹自尽。

背面还有一行字：“给司机的家人道歉。”

法医还没来，但那司机他已经让人看过了，小口径弹孔，和大队长这个如出一辙。

先杀司机，再对着自己脑门扣下扳机，逻辑上能理顺。虽然子弹口径、射击距离、纸条上的笔迹，这些都要等鉴定，但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判断。

战后清算的风声越来越紧，捞过油水的人一个个坐不住了，上月保安局还有个会计在办公室里吞了安眠药，留下遗书说对不起帝国。

至于为什么要拉司机陪葬？也许是灭口，也许只是临死前想找个垫背的。

毕竟，那帮坐办公室的容克老爷们，平时一个个西装革履、头衔比街名还长，私底下干的龌龊事，怕是连戈培尔博士的宣传部都编不出来。

但他也没马上叫人把尸体抬走，保安局大队长毕竟不是面包店老板，自白书写得再清楚，子弹口径再吻合，他也得等法医来，按程序走一遍。

他可不想事后被人翻出来说“维托队长当时看了一眼就说是自杀，连尸检都没做”。

维托把纸条放进证物袋，“拍照取证，等法医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引擎声由远及近，一辆挂着保安局pol牌照的黑色霍希轿车缓缓驶来，在警戒线外刹住。

车门打开，一个棕发男人优哉游哉钻出来，英国呢大衣，眉尾贴着一块十字胶带，嘴角噙着的弧度似笑非笑。

君舍上校，阿德隆酒店的沙龙常客，维托记得，自己办公室的女文员喜欢把《星期天太阳报》上关于他的花边新闻剪下来，贴在茶水间的软木板上。

说话永远懒洋洋的，可手段狠得像眼镜蛇。

他是基尔曼斯埃格的老对头，总部无人不知，大队长把上校在巴黎擅离职守的事搬上了会议室，而上校在俱乐部里当众调侃过大队长的领带颜色像发了霉的芥末酱。

棕发男人停在警戒线前，手指轻轻挑起隔离绳，侧身穿过时，姿态优雅得如同在舞会上替舞伴掀开帷幔。又用手帕擦了擦指尖，仿佛是绳子上的灰尘冒犯了他。

他先接过那封遗书看了眼，继而转向老同事被白布盖住的轮廓。

连尸体的摆放都像精心设计过的舞台布景，缩在墙角，刚好让情妇推开门的尖叫成为整条巷子的闹钟。

君舍蹲下身，掀起白布一角，歪头的角度不像在验尸，倒像收藏家站在画廊里，不太确定这幅画值不值得他出价。

那张脸的肌肉已经扭曲得认不出是谁了。

“我们敬爱的大队长。”起身时，他将这称谓在唇齿间玩味，慢条斯理地用手帕擦着指尖。

目光移到蹲在墙角的女人身上，趿拉着拖鞋，旧大衣罩着廉价晨袍，香水味飘过来，好似隔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