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74章（1 / 2）

官窑洗精美绝伦，充份体现了南宋御瓷的辉煌成就。

沈瑜正要给葵花喜估价，就听阿尔杰问道：“沈先生，您喜欢这件瓷器吗？”

沈瑜稳稳的的放下瓷器，然后，转头看去。

阿尔杰已经站起来，缓步走到陈列柜近前，“您判断这件瓷器是什么时候制造的？”

沈瑜沉吟片刻，终究选择实话实说：“这件瓷器为南宋宫廷烧造的官窑瓷器，承袭了北宋宫廷的审美趣味。它们深受历代藏家推崇，对后世的御瓷烧造影响深远，时至清代仍方兴未艾。”

阿尔杰说：“我一直搞不清楚。前后两个时期的官窑之间的关系。你能帮我解惑吗？”

沈瑜知道他问的是什么，总觉得这人是在明知故问。他理清思路，说道：“论及北宋美学，影响力之大首推宋徽宗。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，是他的收藏、艺术和美学造诣。他曾命人为其古董珍藏刊印图录，更谕令制成各式宫室庙宇用器，堪称华国艺术史上的丰功伟绩。要探讨官窑瓷器，徽宗与南宋宫廷艺术之间的渊源亦不容勿视，因为徽宗朝中用器的典雅风格，正是南宋官窑御瓷的主要参照对象。

宋室南渡之后偏安杭州，此时北方窑口的制品不可得，而他们南下时亦无法携带太多器物。此外，金军1127年北归途中，亦掠走了不计其数的宫廷奇珍。早年为宋徽宗烧造的汝窑名瓷虽驰名海内，但在南宋宫廷定然供不应求。更重要的是，陶瓷器物虽然不是北宋宫廷礼器的主流，但由于青铜器不敷应用，这意味着南宋朝廷可能要用陶瓷礼器取而代之。

为此，亟待物色新的窑口，烧造宫中祭祀和常用精瓷。现在可以看到，官窑遗址的出土文物中也有陶瓷礼器。这可以归功于徽宗好古博雅的遗风，以及他为青铜文物珍藏所出版的图谱。部份精制瓷觚、瓷罍及瓷簋，很可能是南宋宫室为替代青铜祭器而烧造的代用品。

起初，南宋朝廷应属意越窑烧制官瓷，这是因为南方越窑历史悠久，北宋初年其制成品在宫中风行一时。奈何最后的成果不理想，故南宋官窑在1144年正式成立。”

阿尔杰听了沈瑜的论述，说道：“谢谢沈先生的讲解，您认为这件瓷器的价值是多少？”

沈瑜没有说话，看着这件笔洗，犹豫起来。

阿尔杰的问题不好回答。

因为南宋官窑的价格相差很大，如果要给这件笔洗估价，就要考虑瓷器烧造的窑口、质量以及保存情况。

取舍，行炉香薰

沈瑜看着陈列柜里的南宋官窑葵瓣洗，快速回忆自己了解过的南宋官窑资料。

关于南宋官窑的研究资料中，曾提及两个官窑，一处为郊坛下官窑。上世纪30年代已确定其窑址位于临安市郊乌龟山。其后，该址曾多次进行发掘工作，其中又以1980年代的检测和发掘最旷日持久、钜细无遗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年代更早的窑口，即修内司官窑，但其窑址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始有定论。

虽然如此，研究者一直视之为极品官瓷的出处。关于修内司窑，最脍炙人口的记述来自陶宗仪的两本著作，但二者内容大同小异：其一是陶氏编修及身后出版的《说郛》，书中引述了南宋作家顾文荐《负暄杂录》的记载；其二是《辍耕录》，其引文来自南宋叶寘著作《坦斋笔衡》：“中兴渡江，有邵成章提举后苑，号邵局，袭故京遗制，置窑于修内司，造青器，名内窑，澄泥为花，极其精制，釉色莹澈，为世所珍，后郊坛下别立新窑，比旧窑大不侔矣。”

考古学家现已在老虎洞找到了修内司窑遗址，该处距凤凰山南宋皇城北面城墙不足一百米。上述关于修内司窑成立的记载，后世文献多有提及，但据现代学者考证，内侍邵成章虽于徽宗（1101－25年）朝中任官，但被罢免后流放至南雄州，自此不曾还朝，由此推论，邵成章不可能是开办南宋官窑的功臣。但一直以来，学者皆假定修内司窑的成立早于郊坛下窑，而且其作品确实胜于后者。

沈瑜记得自己在几家大博物馆中看过的馆藏，以及老虎洞与郊坛下窑的出土标本，似乎亦与此说相符。

老虎洞出土了五个地层，最上层为近代遗存，第二层为元代遗存，第三及第四层的断代为南宋，第五层为北宋。至于两个南宋地层的出土陶瓷，皆符合文献中关于修内司官窑器物的描述。

顾文荐在《负暄杂录》中指出，出自修内司窑的官瓷除了做工精妙，部份还有“蟹爪纹”和“紫口铁足”。立烧而成的器物，窑烧前必须擦掉器足的釉料，以致含铁丰富的深色胎土外露，此乃“铁足”；另外，口沿因流釉而釉层偏薄，胎土隐约外露，故名“紫口”。

曹昭1388年著成《格古要论》，书中对官窑瓷器亦持相同的看法：“宋修内司烧者，土脉细润，色青带粉红，浓淡不一，有蟹爪纹，紫口铁足，色好者类汝窑。”

沈瑜觉得，自己所知道的南宋官窑的样本特征，既能在老虎洞窑址南宋地层出土的陶瓷中见到，亦能和眼前的官窑洗相互印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