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42节（2 / 3）

赛跑的话，朱允炆敢肯定，百分之八十的文官是跑不过宦官的……

“一月份时，张博志、孙举文曾提议社学、县州府学独立于地方，不受县府管辖，直接由国子监或礼部管理，你们认为如何？”

朱允炆询问。

解缙犹豫了下，道：“将教育从地方府衙中独立出来，朝廷管控会更为容易，然教育毕竟是地方政绩考核重点，受吉安府入选十优州府影响，各地兴办私塾之风大长，社学眼下又集中在移民之地……”

杨士奇也不赞同完全独立于地方，提出反对：“张博志、孙举文两位先生是好意，也是为社学发展着想，但无论是社学、府学，毕竟建在地方，若完全脱离地方县、府衙，很可能会导致一地主官不重教育，反而有害。臣建议在考核中尤其重教育一项，将其与人口、田产等视为第一考核项，以激励地方更重教育。”

朱允炆思考之后，认为解缙与杨士奇的看法是有道理的，如果教育不与地方利益挂钩，地方定不重视，完全设置教育部门直管各级学校是不合适的。

李-志刚提议：“皇上，虽然将社学、府学等直归礼部不妥，朝廷却可以明确社学出路，以安百姓心思。”

朱允炆笑了。

没错，社学、县学等收归朝廷直管是行不通的，但社学肄业之后进入县学的上升通道是可以确定下来的，两者并不矛盾。

至此，大明教育系统得到了完善，补全了洪武时期缺失的一角，朱允炆的大教育战略终迈出了第一步。

社学（包括京师初级学院）、私塾、家塾，成为了大明初等教育的主力，县州府学构成了中等教育，国子监一家独大，站在了大明教育的顶峰。

然而在大教育战略推动之后，朱允炆遭遇到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国内危机：

旱灾与涝灾。

老天是不给面子的，哪怕是朱允炆仰头看着老天，它也没有赏个脸。

五月，凤阳府大旱。

五月中，松江府暴雨。

一场巨大的天灾，逐渐席卷而来，让满朝措手不及。

朱允炆坐在奉天殿，声嘶力竭，下令户部、工部全力运转，朝凤阳、松江府调拨大量粮食，与此同时，解缙去了凤阳，茹瑺去了松江府，郁新去了苏州。

内阁大臣一次出去三个，可见问题之大，情况之急。

ps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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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为君，后为父（一更）

凤阳旱灾，朝廷早有准备。

然而在进入五月后，事情变得严重起来。

早在四月初，朝廷为应对凤阳府旱灾，准备了两州五县的赈济粮食，比往年还多准备了三个县。可到了四月底，旱情一日重于一日，蔓延至三州八县，五月中旬，整个凤阳府五洲十三县全部大旱！

然而旱情远不止如此，一封封急报文书不断传入京师。

淮安府淮安大旱！

庐州府合肥、六安大旱！

河南归德府鹿邑、永城、商丘、宁陵大旱！

朱允炆看着解缙的奏折，心都在颤抖，一笔笔文字，如同刀扎在心口。

“臣解缙于临淮再拜言，五月起，凤阳天干地燥，烈日如焚，大地龟裂，颗粒无收！百姓哀鸿遍野，流离荡析,不得其所，相属于道，草木为粮，不堪言状……”

通过文字，朱允炆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，虽然朝廷事先准备了应对之策，甚至还打算动用淮安粮仓，可灾情一日三变，加上淮水已是枯至无法行船，想要运粮，只能用人推！

烈日灼人，白日运粮如其困难，只能赶早、赶晚。

北方大面积大旱，已足够让朝廷吃力，可偏偏在此时，南方出现大涝。

大涝的区域是吴淞江一线，波及松江府、苏州府等地，这里可是大明重要的产粮中心，经济重地，不容有失！

夏元吉调查过吴淞江、太湖流域，指出了其容易涝灾的问题，并拿出了疏浚吴淞江的方略，只不过方略正由工部勘验尚未执行，吴淞江就出现了涝灾。

苏州知府姚善上奏：“五月淫雨十余日，大水淹没吴县，禾尽没，坏民舍漂溺，大水灌城……”

松江知府周继瑜上奏：“松江水溢，骤水，船行桥之上，毁房屋无数，民无以充饥……””

茹瑺、郁新在松江府、苏州府救灾，没有说太多的问题，就提了两个要求：

给粮！

给船！

朱允炆下令大明水师抽调八成船只冒雨进驻松江府、苏州府，全力参与救灾，下令中都守备卫所全部出动，转为运粮、运水队伍，同时调京军五万，由徐辉祖亲自带领，前往凤阳一线运粮。

粮仓的设置与粮食储备，在这一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，无论是淮安粮仓，还是京师的金川门外粮仓，各先后调出了三十万石粮食，奔赴各地灾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