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69节（1 / 3）

嘉靖以权术闻名，将朝堂上下玩弄于鼓掌之上，但是，作为一个皇帝，朱祁玉仍旧觉得他是可悲的。

诚然，他能够稳坐帝位，和能够控制朝堂脱不了关系，但是，控制和掌控是不同的。

大礼议让所有人认清楚了嘉靖是一个怎样的皇帝，所以，嘉靖朝的大臣，一边畏惧帝威，一边又胆大包天，欺上瞒下。

一边阿谀奉承，海晏河清，一边又自谓清流，不与严党为伍。

嘉靖能控制朝堂，但是，控制不了人心。

整个嘉靖朝，看似歌舞升平，一切尽在皇帝掌控之中，但是实则不过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

满朝上下，只有海瑞敢说实话。

那时初到淳安县上任，海瑞便揭开了官场上最大的一块遮羞布。

区区一个七品县令，每年的常例银核算下来，近两千两银子，是俸禄的十余倍，这还是在‘两袖清风’，不贪渎，不受贿的情况下，官场上下默认的收入。

全国一千四百二十七个县，一百六十三个府，三十二个州，一个个的官员，趴在百姓的身上吸血盘剥，恶之若此。

然而在嘉靖的耳边，日日回荡的却是皇上圣明，天下太平，万民称颂，海晏河清。

日子久了，嘉靖自己都相信了，安心在道观修道，岂不知，大明社稷，已在他手中走向了倾覆的道路。

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这也是朱祁玉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话。

朝无正臣，天子必受蒙蔽，即便帝位坐的再稳，眼不见百姓苦难，耳不闻天下真相，则社稷终将崩塌倾覆。

正因于此，很多的手段，朱祁玉不愿去用，有些底线，朱祁玉也不愿去破，所以很多时候，他选的是更难走的路。

可是路越难走，或许正意味着，那是对的方向。

道德经有云，治大国，若烹小鲜，须得时时刻刻谨慎小心，不可放肆妄为。

所以即便是看过了百年风云，朱祁玉在推行每一项政令的时候，依旧斟酌再三。

母庸置疑，这其中，财政问题是重中之重。

治国之道，说难也难，说易也易，最紧要的，无非财政与吏治而已。

国库有钱有粮，官员能奉公自守，国力自然蒸蒸日上。

上林苑一事，说白了，是吏治的问题。

朱祁玉心里清楚，像是陈庸这样的人，朝廷里大把大把的。

身在一个冷清衙门，前途无望，满脑子只想着怎么捞银子，保官位，贪腐行贿两项全能，但是唯独不会好好做事，这其实是如今很多衙门的现状，尤其是地方上，这种状况并不罕见。

而且说起来，这种风气之所以会兴起，其实和王振脱不开关系。

往前倒太宗，仁宗，宣宗朝，别的尚且不说，至少吏治尚算清明，这其中既有洪武朝严刑峻法的威慑，也有历代天子的约束。

但是到三杨逝世，朱祁镇偏听偏信，任由王振擅权，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吏治便受到了彻底的破坏。

王振大肆收受贿赂，凡入见者，少则需进百两，多则上千两，令官场之上，行贿之风盛行。

卖官鬻爵，将朝廷官职明码标价，更是让铨选制度形同虚设，无数德行不修，只知熘须拍马之辈走马上任。

这些人到任之后，对上阿谀奉承，大行贿赂之风，对下盘剥百姓，消耗民力，令官场风气污浊不堪。

朱祁玉当然能看得出来，刚刚在殿中，陈镒感叹于他对吏部的轻拿轻放。

但是，除开对王文的偏宠，朱祁玉更清楚的是，去岁的京察，本质上并不是一次彻底的以澄清吏治为目的的行动。

那个时候，他刚刚登基，朝中有大量顽固的太上皇一党，与其说那是一次整饬吏治的行动，其实更像是以吏部为尖刀排除异己。

不管外界如何议论，但是朱祁玉自己，对于这些事情，认知是很清晰的。

那次京察，衡量官员的标准除了才能，德行，更重要的是立场。

借着那次机会，他把一些德行不修，才能不足，更重要的是，立场坚定支持太上皇的大臣，给统统贬谪了出去。

但是，出于稳定朝局的考虑，很多立场中立或者是亲近新天子的大臣，哪怕存在问题，也依旧没有过分苛责。

如果纯粹以朝政的角度而言，这样做其实是有问题的。

可是，朱祁玉心里也同样明白的是，很多时候，道理和利益，是要取平衡的。

他当然不是朱祁镇那样任性妄为的君主，也不是嘉靖那样只顾利益的权谋之徒，但是，这不代表，他是一个只会拘泥于道理的君子，该变通时变通，该持正是持正。

朱祁玉清楚自己的方向是什么，也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目的是什么，坚守本心，一切就不会出错。

至于这其中的取舍得失，是一个君王也必经之路，没什么好说的。

既然京察的核心目的并非整饬吏治，那么，拿这一点来苛责王文，显然是不妥的。